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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道教的勃興
日本神道教在重視階級和等級秩序的日本近世封建社會，知足安分和感恩圖報被視為第一要義。只要不試圖顛覆既成秩序，那麼幕藩統治者原則上並不排斥宗教。一般而言，神道中不存在與幕藩權力衝突的要素。在300年國內和平時期，日本統治者巧妙地利用了民眾神祇崇拜的思潮，因此，在近世，神道學說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神社的研究較為繁榮，祭祀儀式得以復興，神道信仰得以培育，神道的習俗，以神社為中心的民間每年例行的節日和活動趨於固定。在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對神社級神道採取了消極的保護政策，即對神社政治經濟力量的增強保持一定的警戒，對神社施行一定的行政控制，在其不至於威脅自身統治的限度內予以保護。
神道沒有原始的經典，它的學說是由各種說教構成的，缺乏一種歷史性的發展。但是，近世的神道學說仍然包含肯定或否定中世神道兩個方面，前者殘存於兩部神道、山王一實神道、吉田神道、垂加神道，後者則為復古神道所強調。
神儒佛融合解釋向神儒合一解釋的演變，神儒調和，排斥佛教的因素，不僅是近世前半期神道界的特色，同時也是當時普遍開展的儒教研究的結果。神儒一致論，在許多方面參照了大儒林羅山的「神道即王道」的觀念，並強調作為祭祀之道的神道和作為政治之道的王道的一致。同時，從人倫道德的意義上將神道視為人道的儒學者也頗為多見。例如，新井白石即明確提出：「神者，人也。」認為人類的神聖者即稱為神。
當然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倡神佛一致的理論。例如，龍凞近及其《神國決疑編》，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但是這種理論少有市場，且沒有取得明顯的發展。
儒學神道的集大成者，是和林羅山齊名的大儒山崎闇齋(1618~1682)。他從《倭姬命世記》中摘取「神垂以祈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中的「垂加」二字，創立了「垂加神道」，並使之成為神道界的一大勢力。他的學說的本質是主張神儒一致，具有立足於信仰境地強調「大義名分」的道德傾向，和幕藩體制的基調頗為一致。
江戶中期以後，作為古學、和學研究的結果，在國學者中出現了復古神道。他們對依賴儒教和佛教解釋神道的做法表示了疑問，並試圖把握存在於古典的神道的真義。雖然他們在古典中發現的「真義」和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如賀茂真淵注重於國民性，本居宣長注重於民族性和真心，平田篤胤從幽冥信仰出發確立了大和魂，但是，在賦予神道以古典的基礎、國民的信念、宗教的情操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和以往的神道學說相比，確實是嶄新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復古神道為了將儒教的因素逐出神道，雖然對垂加神道為主的儒教神道進行了攻擊和批判，可它在許多方面，仍具有和舊神道內在的聯繫。
神道信仰的普及，也是江戶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大特色和神道的一大特色。這種普及，主要歸因於兩個方面：藩主的鼓勵和學者的宣傳。當時會津藩的保科正之、備前藩的池田光政、尾張藩的德川義直、松江藩的松平直政等，均是熱心的敬神家。而垂加和復古神道諸家學者，則全部編撰了各種通俗的神道說，致力於對民眾進行神道知識的啟蒙，為宣傳以鹿(春日大社)、太陽(伊勢神宮)、鴿子(八幡宮)為象徵的《三社托宣抄》，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在神道通俗化的同時，久已停止的神道古代祭祀儀式和慶典活動也日趨復活。這種復活在江戶時代初期已經出現，至江戶時代晚期，由於局勢的變革，神道的敬神觀念和崇祖觀念，進一步具有了國家的色彩，並在行動上表現了出來，成為強化家族血統意識和集團意識的有力工具。
進入明治時代後，神道取得了顯著發展。1870年1月，明治天皇發出了「大教宣佈」的詔書，推進以天皇為中心，以神道的國體觀念和國民道德為基礎的教化活動，推進立足於作為明治維新指導原理的復古神道的神道國教化。1871年，明治政府又將神社定為7級，神職人員由世襲改為任命，其生活和地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保障。另外，以前從屬於佛教，進行神佛融合性祭祀的神社，由於神道國教化而成為統治機構的末端。佛教因素，在神社中幾乎被悉數清除。
唯心實施以後，由於復古神道家主導的祭政一致的古代形式和急激的神道國教化，同「一洗舊習，文明開化」的方針產生了深刻的矛盾，因此在1872年，政府廢止了神祇省，新設了教部省，使之成為動員神、佛、民間各個宗教，推進立足於神道國教主義統一的有組織的國民教育化機構，並制定了「敬神愛國，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三條教則。
19世紀90年代後，根據朝野的共同要求，政府承認了信教自由。但是，為了調和將國家神道作為天皇制精神支柱和天皇制國體觀宗教基礎同信教自由的矛盾，政府採納了神道非宗教的見解，確立了神道作為國家祭祀的特權地位，並規定各宗教從屬於國家神道，不得公然違背國家神道的教義。1889年，日本帝國憲法第28條規定，只要不妨礙安寧秩序，不違背臣民義務，允許信教和傳教自由。同時，作為祭祀大權保持者，天皇的宗教權威也得以確立。
1890年，明治政府頒布了《教育敕語》，將神格化餓天皇權威視為道德和教育的根本，並強化宣傳儒教的忠君愛國思想和父家長制的家族倫理。神道界將「敕語」視為「教典」，積極開展了布教活動。日本國民名義上雖然獲得了信教自由，但實際上必須對神社表示崇敬。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神社通過武運長久和戰勝的祈願，急速擴大了同國民生活的關係，並在使國民向天皇和國家表示忠誠，宣傳軍國主義思想方面起了顯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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